启动问责制的阀门应当在民间

　　珠海为建设高效、廉洁、勤政的政府，正在戮力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。该制度包括了行政首长应当被问责的30多种情形，比如:超越权限擅自决策的，重大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程序和议事规则进行决策的，瞒报、谎报、迟报突发公共事件等重要信息的，内部管理监督机制和制度不健全、业务运转效率低下等。问责制更是引入了诫勉谈话、责令限期整改、责令作出书面检查、责令公开道歉、通报批评、责令辞职、建议免职等多种处理手段(南方网10月24日报道)。

　　根据官方的乐观判断，行政首长问责制意义重大，它在现有法律监督和纪律监督基础上开辟了第三条监督渠道。的确，相较于前两种官员督察方式，在行政权力封闭运行的体制下，设计出官僚内部的责任追究制、利用“圈内”的影响向官员施压或许更能收到成效。因而，行政首长问责制是特有的行政体系的产物，它的生命力因此就带上了深刻的官僚“烙印”，能否行得远不在于民，而在于更高层级的官。

　　于是，珠海的行政首长问责最切要的在于程序如何启动，包括:究竟是什么力量本着何种动机启动问责。我们知道，在现有的政府结构中，各部门的行政长官都握有巨大的权力，在本行业本系统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对他们的工作进行效能评价，往往都是内部事务，一般民众难以置喙，更别说实质性的裁判了。当然，人大也是一种问责行政首长的制度设计，也可以发挥类似的功能，但从经验看，人大对负责官员失察或失职的研判不仅迟缓，而且缺乏必要的约束力。

　　笔者理解，首长问责制的初衷是为了上级制衡下级，通过对部门负责人的钳制进而带动整个行政系统，能促使它们按照统一的步调运行。最理想的状态是，首长问责制的相关权力由独立于政府体系的机构负责，以便能撇清监察机构自身与行政长官之间的利益纠葛，做到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。而至关重要的是，这一理想中的独立机构与民众有着密切关系，能真正代表民众行使这项行政督察权，可以顺应日常舆论和民意对官员的问责需求，将问责的制度优势发挥到最佳水准。

　　换言之，启动问责制的“阀门”应当在民间，或者以民间为基础，或者能够中和民间的吁求。这需要开放言论，需要透明的行政，更需要地方最高首脑的施政自信和勇气。从这一层面上看，珠海的行政问责虽已具有条规之形，但尚需充实民主之精神，否则难保不会沦为看起来很美、用起来不知所谓的“门面货”。